在1870年代，商人转行考古学家的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敢于将荷马的《伊利亚特》视为真实，开始挖掘失落的特洛伊城。学术界嘲笑他，坚称特洛伊纯属神话，施里曼是个浪漫的傻瓜。但施里曼的铲子挖到了古特洛伊的遗址，迫使学者们承认荷马的青铜时代战争是有现实基础的。 同样，伊格纳兹·塞梅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在1847年观察到，医生洗手能大幅减少产褥热的死亡率。塞梅尔维斯并没有受到赞扬，反而遭到同行的诋毁，他的主张冒犯了高级医生，他们认为暗示自己的未洗手传播了看不见的“尸体颗粒”是一种侮辱。 他被迫辞职，最终被送入精神病院，在那里被看守殴打致死。几十年后，细菌理论证明了他的正确，但到那时塞梅尔维斯已经去世。这些先例说明了制度惯性和自我意识如何使专家对不符合他们接受叙事的数据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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